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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軍要知道包荷妮克在什麼地方，她爸爸大叫：「我要向政委告發你們。

正是1820年代緬人國王攻占這些邦（阿薩姆、曼尼普爾），間接引發第一次英緬戰爭。好似原本秩序井然的社會已分崩離析為內戰，眼前所需的就只是予以修復。

她希望實現父親遺志，讓武裝部隊聽命於民選領袖，而此舉使她的夢想往實現跨了一步。但這樣的事始終未發生。外交本能要緬甸與每個人交好，但未來，緬甸會成為世上前兩大人口國之腹地的交會地，而光是交好不足以因應這一未來獎勵辦法：本次徵文活動將選出十名投稿者的優秀作品，發表於關鍵評論網。投稿方式：請將稿件寄至oped@thenewslens.com，信件標題需註明【2021年2月主題徵稿】。

你眼中的異國戀，或許和大多數人想的不一樣，請與我們分享這些酸甜苦辣的故事吧。未錄取者恕不另行通知。這一本書，來到我的案頭是一九九二年，二十八年來讀之再三。

」對於生活在一個國度的十多億人來說，文字改革帶來的語言貧瘠則是難以化解的傷痛。他只活在某些人的記憶裡，這些人喪失記憶或刻意遺忘或壽終正寢之時，「蒸發」徹底完成。聰明的、口無遮攔的西明被蒸發掉了。想到他的不可知的命運，內心的沉痛無以言說。

但我確實的不知道我記憶中的這位科學家在他被蒸發之前遭到了甚麼？夜深人靜之時，我常常想到他，想到他對我的指引，想到他是我在那個國度接觸到的唯一一人，說出「不自由毋寧死」這句話的。小說主人公史密斯這樣說：「……從昨天倒數的歷史都被毀滅……，我們常常提到革命，但對革命的實況一無所知，更不用說革命前的歲月了。

」 書中所描繪的大洋邦之種種情事於我而言，所帶來的並非恐懼，而是昂揚的鬥志，因為我曾經在一個類似大洋邦的國度居住過三十年，因之，我認為《一九八四》是一部精準的預言，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四十年代末，預言了一個專制極權國家可能發生的事情。在我的記憶裡，永遠地站立著一位科學家、一位航空專家，他的被蒸發發生在文革初期的北京。這種偷天換日、改頭換面的工作，每天每分每秒都在進行著。《一九八四》的許多章節便清楚地描繪了在大洋邦，歷史是怎樣被改寫被泯滅的。

」但是，他不但活在我的記憶裡也活在美國航空製造業的紀錄裡。他們訝異極了，因為他們「沒聽說過」這些情事發生在南疆。我馬上想到曾經發生在新疆南部的事情，便據實相告，在漫長的歲月裡，那個地區實在是這個國度的古拉格。文：韓秀 精準的預言 二○二○年二月十二日，自台北飛回華盛頓，飛機上帶著東大圖書公司新版的《一九八四》，黑色封面的平裝本，腥紅色的標題，譯者是劉紹銘教授。

在「研究科」工作的西明對此津津樂道：「……我們在消滅字彙，每天毀掉的，數以百計。他們驚訝道，這是最近的事情啊

Photo Credit: François Dubois, Wikimedia Common, Public Domain 聖巴托羅繆大屠殺（Massacre de la Saint-Barthélemy），發生於1572年法國宗教戰爭期間。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回到香港的脈絡，韋伯對現代社會批判對我們有何意義？流水作業的社會，真的是正常？很多時在官僚化的工作環境，其實你是誰並不重要，阿貓阿狗都可以取替的工作，人只是整個社會機制的一粒螺絲。

這種想法，最後的結果是虛無主義，沒有客觀的觀值存在。為甚麼崇尚工具理性的社會，就會令人失去價值與意義？關鍵在於工具理性的主導下，世上沒有事物是神秘不可知，所有事物都可以通過計算而得知，大自然所有一切都可以被人掌握與控制。個人層面上，韋伯不認為我們必定會陷入虛無主義。韋伯認為傳統社會比現代社會優越，因為傳統社會可以容許不同社會活動。韋伯甚至認為，嘗試將不同文化價值置同一個基礎上，只是種幻象。這種排他性的思想，將不屬於基督教的價值都視為異端，不難理解為何歷史上出現的宗教戰爭。

事實上，在韋伯想法中，將不同文化置於同一的基礎上，早已就出現在基督教的一神論，基督教將所有價值意義都收攝在一個上帝身上，人的行動是為榮耀上帝。為方便起見，姑且將前者翻譯成「社會」，後者翻譯做「社區」。

人與人之間可擁抱不同原則與習俗，互相合作與關懷。肺炎肆虐的日子，社會似乎也暫停下來，也許是契機，反思一下現代的工作到底有甚麼意義。

不難察覺，每天乘巴士上班時，都見到張張倦怠的面孔，雖然不情願，但還是要上班去。沒有上帝，因此人人都可以是上帝，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一套價值觀。

相反，在現代社會中，自法國大革命以來，雖然自由是重要的價值觀，可是自由卻不能取代傳統社會互相關懷的價值。前者含義比較明顯，可是後者卻不然。如果他不去上班，他就會失業與挨餓。特別經過尼采的洗禮——上帝已死，現代性為人類帶來的反而是價值混亂。

上回文章：韋伯與現代社會（一）：現代人根本失去了自由 在香港，如果不是含著金鎖匙出生，沒有父蔭，或者母親沒有改嫁富豪，畢業後都必須要自食其力，投入社會工作。他關心的是問題是：為甚麼價值意義是重要的？ 回答這個問題，韋伯區分開兩種不同的社會型態：Gesellschaft與Gemeinschaft。

韋伯稱為解魅（Entzauberung）的時代。現代社會隨著自然科學的進步，再沒有甚麼神秘的上帝存在。

我們也不需要訴諸上帝，或其他價值載體。結果是歐洲社會的道德價值瓦解，人類活動也沒有目的可言。

然而，基督教價值卻漸漸在現代社會失去活力與力量，人類不再相信上帝，但同時也沒有客觀價值意義存在。社會指的是人因為利益而聚集一起的群體。香港是全世界工時最長的社會，每周平均工作時數是44小時。因此，他沒有選擇的自由。

Photo Credit: Hacerahsen, 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4.0 韋伯（Max Weber） 現代社會經過工具理性的洗禮，不但令我們失去自由，同時失去了意義。自由的喪失，隨之而來的是價值意義的喪失。

弔詭地，理性推演到極致，就是價值意義的瓦解。這是韋伯在大約一百年前對現代社會的診斷：官僚化的現代社會，將奪走人的自由。

韋伯認為互相關懷人類基本價值與意義，卻是現代冷漠的社會所欠缺。他認為不同文化的價值必然會互動衝突，而且無可避免的。